贺知章 宋韵文化动人的滋养者
更新时间:2023-01-11 18:39:07 内容来源:萧山日报
公元695年,对于浙江,对于萧山,是具有里程碑式的一年。
萧山人贺知章,在这一年,中乙未科状元,这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的状元,也是萧山历史文官应考之最。
贺知章的诗文、书法,独领风骚千年,特别对两宋的影响巨大,可谓宋韵文化最动人的滋养者。
令人着迷的“诗剪”
贺知章的诗文很独特,一首《咏柳》,使他有了一个“诗剪”的绰号,令后世着迷不已;《回乡偶书》二题,其生活的情趣,好像从画里出来的一般,亲和度、柔和度十足,为后世留下了不尽的文学素材。以至于到了宋朝,许多诗人对贺知章还念念不忘,写下了不少“剪刀”诗篇。
南宋诗人方岳有一首诗《赵尉送菜》:“虚老空山学辅翁,荷锄头白雪蓬松。芥台如臂何曾梦,菜脑生筋漫自供。不料官园苍玉束,绝胜禁脔紫驼峰。更烦诗剪春风雨,剩与一番风露胸。”诗末“更烦诗剪春风雨,剩与一番风露胸”句,很明显是仿照贺的《咏柳》“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句,细看一下,两诗各有其妙。方的“诗剪春风雨”虽出贺诗,但从意境上来看,则跳出了咏物的境界。当然,贺诗还有另外一层的深趣,就是该诗运用了齐武帝“杨柳”典故,这样的化用,很自然,这是贺知章的老到之处,也是《咏柳》更胜一筹的法宝。
南宋另一个伟大诗人陆游写过一首《秋思》,也提到了这个“剪”字:“乌桕微丹菊渐开,天高风送雁声哀。诗情也似并刀快,剪得秋光入卷来。”这首诗中的“剪”字,也很可能受到贺知章笔下“剪刀”的启发,当然,本诗的“剪”,跟方岳比,手法还是嫩了一点,因为本诗中的“剪”字,与杜甫的“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淞半江水”、李贺的“骨重神寒天庙器,一双瞳人剪秋水”“欲剪湘中一尺天, 吴娥莫道吴刀涩”一样,都侧重于用剪刀的光亮和锋利来进行“比”的手法,即:剪刀既“明”且“快”。而贺知章《咏柳》里的“剪刀”比喻,却含有心灵手巧的意思,说大自然让春风巧妙地把嫩绿的细叶逐一裁剪成功,让它们呈现出一种迷人的意态。这与《韩非子》卷七“刻楮为叶”的故事中“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宋代梅尧臣的“春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杏桃”,浩荡的春风,巧如剪刀,先裁出杨柳的尖叶细枝,后剪出杏花桃蕾,虽化用贺诗,但继承中又有发展,实为可贵;清初金农《柳》诗云:“千丝万缕生便好,剪刀谁说胜春风”,反其道而行,创意满满,别具一格,令人眼前一亮;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牡丹亭·惊梦》中有“闲凝眄兀生生燕语明如剪,听呖呖莺声溜的圆”句,借助“剪”来形容燕语清脆尖新,“语”字是“羽”的假借,形容燕子飞时羽翅像张开的剪子一样,新意顿出。
贺知章《咏柳》诗,影响后世数百年。这股唐代的清风,吹拂到宋朝,使宋韵更上一层,具有一花引来万花开的效应。他的边塞诗,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宋代欧阳修、辛弃疾、周邦彦、岳飞、范仲淹等大咖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诗歌内容;其确立的明朗向上情调的写景送别诗,使一大批优秀的送别诗作层出不穷,成为宋诗中一股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如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苏轼的《送别》、范成大的《横塘》,都是此类送别诗的上乘之作;此外,贺知章还培育了清新脱俗的天然美的风气,突破咏物诗固有的范式,迎来了宋代诗歌内容的变革和诗歌风格的塑造,推动了宋代诗歌的繁荣和发展,进入成为仅次于唐的诗歌新时代。
宣和御府藏贺草
晋唐是书法的黄金时代,“二王”独领风骚自不必多说,“楷书四家”有三个在唐。“二王”完成了草书的上半场,张旭、怀素、孙过庭、贺知章成就了草书的下半场。遗憾的是,晋唐草书大咖留下的墨宝并不多,晋人的传世之作只留存于史志,张旭真迹烟消云散,怀素若即若离,有《自叙帖》《食鱼帖》真迹传世,但不能昭察真伪。
贺知章除了诗文精佳,书法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品位高古,尤擅草隶,有右军习气,书名显赫,境界崇高。当时人们还将其草书与秘书省的落星石、薛稷画的鹤,郎馀令绘的凤,合称为秘书省“四绝”,可见贺知章书法高超。北宋《宣和书谱》中亦著录有贺知章的书法,有《孝经》《洛神赋》《胡桃帖》《上日等帖》《千字文》等12件,徽宗本是书画大家,创有“瘦金体”,被他喜爱和收藏,一定是当世之珍品,可惜现在大都见不到了。十七世纪后半期传入日本,明治年间由近卫家进献皇室的《孝经》,虽无署名,但《宣和书谱》有记载目录,卷末有宋初人小楷识语“建隆二年(961)冬十月重粘裱贺监墨迹”,因此推测为贺知章之作。
这件《孝经》,书法史上地位崇高,对后世影响深远。施宿在《嘉泰会稽记》云:“凡人家厅馆好墙壁及屏障,忽望机兴发,落笔数行,如虫篆飞走,虽古之张(芝)、索(靖)不如也。好事者供其书笺,共传宝之。”贺知章狂草以极高的艺术表现力和豪放洒脱的新面貌体现了盛唐恢宏壮观之象,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而在唐代书法家长廊中拥有颇为重要的一席之地,唐窦蒙评其书是“与造化相争,非人工所到也”,影响了晚唐和有宋一代的书风。
贺知章对宋代的书法产生了重要影响,宋代草书的灵魂人物是赵诘和黄庭坚,他们在贺知章的影子后面,有了自己的小确幸。他们领会了贺知章的草书精髓,并加以发展与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狂草风格,专注于草书对于真性情的表达与阐释,并最终确立了狂草书体的法度与地位。
赵诘专设宣和御府,收藏书画,把贺知章的草书收于府中,细细观摩,颇有心得,也从他的书法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他的代表作《大草千字文》,堪为后人垂范;黄庭坚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酒不醉人人自醉,已达化境,杂乱无章中透出宋代美学,技法丰富,为后世学习之典范,虽为“苏门学士”,但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苏轼骂天骂地骂怀素骂张旭,却对爱徒黄庭坚草书中变化的趣味大加赞赏。从草书伊始到当代眼花缭乱的草书,我们不难发现,黄庭坚遗存的《廉颇蔺相如列传》,其艺术的成就及影响力,的确是草书中的天花板。
宋太宗虽然书法成就不高,但非常喜爱书法,命人整理了“二王”以来的书法作品,并加以理论的提炼。徽宗赵诘虽为帝王,其书法的成就却是后人难以望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宋以后大草几乎不存的原因了。
不尽“谪仙”现两宋
贺知章活了86岁。
有人做过统计,根据唐代5100个墓志铭的大数据,唐朝人均寿命59.3岁。婚后男性平均死亡年龄为62.3岁,婚后女性平均死亡年龄为64.2岁,大大超过了后世的元明清,甚至“民国”。
即使这样,贺知章在物质生活第一强国的唐代,他的寿命,还是凤毛麟角。
贺知章寿命长,与他的品性有关。
他性格豪爽,品格清高,会夸人,会识人,看他的朋友圈,就可以知道,他的人生不会不精彩。
贺知章朋友圈里都是“大V”。
他与张若虚、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杰”;与李白、李适之、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又司马承祯、李白、陈子昂、王维、宋之问、孟浩然、王适、毕构、卢藏用为“仙宗十友”。看看这些朋友,哪一个不青史留名?哪一个不圈粉无数?
李白碰到贺知章,是他一生的幸事。
当年李白还是“北漂”一枚,生活清苦,一天,他去紫极宫碰见贺知章。贺知章向李白要新作的诗看,当他读完《蜀道难》时,惊讶地对李白说:“看来,你就是天上下凡的诗仙呀!”两人相见恨晚,一起去喝酒,因为没带酒钱,贺知章只好亮出腰间金饰龟袋,这就是著名的“金龟换酒喝”的故事。当然,这里的“换”并不是“易物”的意思,因为金龟就是金鱼,相当于现代社会的工作证,五品以上的官员刻有本人名字。当时可能是贺知章亮出工作证以证明自己的身份,跟店老板赊了一顿酒喝。后来,贺知章极力向唐玄宗推荐李白,于是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从此,李白才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贺知章是修道之人,他对宋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有重大的影响。
“谪仙”本是道教称谓,在贺知章称谓李白为“谪仙人”后,便有了诗意的栖居。宋代文人由于强烈的道教信仰、深厚的诗才学识,广泛借用“谪仙”称谓,这一点来说,贺知章功不可没,引领一代风骚。
在宋代,有一大批心怀天下的士大夫们,正是由于对道家的精神向往,内化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倡导“无为”“厚民”的思想追求。如赵普、吕蒙正、赵沆、司马光、王安石,这些宋代的名臣,当时思想界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思想中均含有“道”的含义,有道家的情怀,为他们的施政提供理论根据。“有道之士易行,无为之功最大”,掌握实权的宋代士大夫们,没有实权的宋代士大夫们,对“道”的理解,各有千秋,但归根结底都是在遵循“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发挥每个人的智慧。
在宋代,自称或被他人称为“谪仙”的人数目十分可观。
北宋王辟之的史料笔记《渑水燕谈录》云:“子瞻文章议论独出当世,风格高迈,真谪仙人也。”黄庭坚《避暑李氏园二首》:“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这里的“子瞻”和“苏二”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轼。为什么黄庭坚称苏轼为“苏二”,最大的原因是,苏轼是家中老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谪仙”是李白最喜爱的自称,李白就是“谪仙”第一人,举国公认,苏轼只能自谦为第二了。
宋代文学史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宋代文人自称或被他人唤作“谪仙”的大有人在,如陆游、邹浩、欧阳修、梅尧臣、郭祥正、朱自英、李昉等,这里的“谪仙”除了有道教的因素外,更是诗才超绝的意思,因此,贺知章呼唤李白的“谪仙”一词,开创了宋朝的一代文风。
“唐风宋韵”传佳话
贺知章中状元后,即被授予国子四门博士、迁太常博士,后历任礼部侍郎、秘书监、太子宾客等职,最高官至从三品正授秘书监(去世后追赠正三品礼部尚书),属于非重要岗位的副部级领导干部,一直到天宝三年告老回乡,是真正的官场不倒翁。贺知章是如何做到近50年仕途平坦的呢?
贺知章的过人之处,可能更多的来自他生性旷达、与世无争的个性。他是乐天派,他凡事不计较,他纵情好酒,他率性而为,他荣辱不惊,他永远都是笑眯眯的模样,像弥勒佛,无心无事,不得罪人,贤达皆倾慕。这样的下属,显然是很多上司喜欢的类型。
唐代文人在历史上也算是另类,既有豪气干云、才华横溢的特点,造就了古代诗歌的最高成就,又有天真直率、舒卷自如的行为,开启了浪漫主义的创作,更有浮华怪诞、异想天开的种种,呈现出收敛沉潜的取向。
两宋官场动荡不安,北宋是党争、南宋是主战与主和对立,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的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等,南宋的辛弃疾、陆游、范成大等,仕途上都是起起落落。因此,两宋文人对于内能坚守自己心中的“道”,外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仕途生活是比较向往的,可以这么说,像贺知章这样几十年如一日的进入编制、打卡上班、享受各种福利待遇的生活对两宋文人来说是十分羡慕的,不仅如此,贺知章退休后还受到皇帝亲率百官搞个盛大的告别会,并允许他在鉴湖畔建道观,以安享晚年,这样的贺知章,是宋代士大夫的理想的幸福人生。
欧阳修与学生苏轼一样,在仕途上一贬再贬,范仲淹五下基层,辛弃疾和陆游同病相怜,一生不受重用,“深探力取常不寐,思以正议排纵横”,这些“书呆子”普遍的以国家栋梁为己任,成为宋代士人特有的精神面貌。
即使在遭受打击的日子里,像苏轼这样的倔强之人,对生活还是很乐观的,美食与美酒,是被贬之后的苏轼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于逆境中保持平和的心态,从文学和艺术两方面,来守护自己的精神家园。“此心安处是吾乡”“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从他写的诗词中可以领略其豁达,这不正是另一个贺知章吗?
贺知章提携李白,成为盛唐的一段佳话。
两宋的师生佳话,一点也不亚于贺李,展现出宋代文人丰富、敏感的精神世界,且师生链越来越长。
晏殊,以神童之名破格录用为“进士少年班”。宋仁宗朝,官至宰相。当时名臣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王安石等都出于他的门下;欧阳修是北宋的“文坛盟主”,他善于把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扶持他们,“三苏”都出自他的门下,其中苏轼得其教诲尤多,成为继欧阳修之后第二个北宋文坛的领袖,师生携手创造了北宋文学的辉煌,成为惺惺相惜的一朝知己。苏轼得益于欧阳修,他明白,年轻人永远是鲜活的,让年轻人站在理想的高地上,则是苏轼一生的传奇。“苏门六君子”——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席,在“前浪”苏轼的运作下,六大“后浪”个个成了宋代泰斗级的人物。
《爱莲说》的作者周敦颐,在担任荆湖南路郴州郡郴州县县令期间,授业程颢、程颐;“二程”后来在其师的影响下,创办“洛学”,“洛学”道统南渐的过程中,一传杨时,二传罗从彦,三传李侗,再传朱熹,理学终成参天大树。
从这两条师生链可以看出,无论从文学,还是学术,抑或是仕途,两宋文人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精神追求中得到了升华。特别是士人群体的仕途观、师生观乃至为官为人的理想境界,都能清晰地看到贺知章的影子。这位乘风破浪的唐代寿星,即使到了宋代,也是不会寂冷的。
当才华横溢的两宋文人,在人生最有战斗力的黄金时代,遇上在岁月里沉淀出释然与笃定的贺知章,从贺知章那里汲取的澎湃力量,演绎成心灵的律动与灵魂的呐喊,说有“知遇之恩”并不为过。唐风醉我,贺知章举杯邀明月;宋雅宜人,两宋文人把酒问青天。有些美好而纯真的东西,一定会穿越时空,而“唐风宋韵”的融合,就是这类穿越的骨灰级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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