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山老师当了十几年班主任，教学人数不超百人！她的学生是“星星的孩子”…

更新时间：2022-10-18 15:34:37    内容来源：萧山网   

距离萧山最好的高中8公里，有一所“特殊”的学校。与普通学校相比，这里有时候“安静得像空气一样”。

周凌第一次来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是一个晴天。

彼时，她还是个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姑娘，面试结束，正值早操时间。空旷的操场，广播里响起国歌的声音，绕过主席台前的旗杆飘至整个校园。国旗下，学生们整齐地排列着，张着嘴，声带震动传来无序的旋律，他们只能用手比划着“唱着”国歌。

这一幕让周凌颇为震撼。“其实那会儿，可以选择一所普通学校，当一名普通的美术老师。”只是她没有选择“普通”，往后近二十年，她与“特殊”二字结缘。

“大龄”学生

上第一堂课之前，周凌心里有点忐忑。她接手的中专班全部都是聋哑人，因为学龄较晚，大部分学生年纪甚至跟她差不多。最重要一点，她还不会手语。

尽管做了充足的心理准备，跨进教室那一刻，面对齐刷刷的目光，她还是不自觉深吸了一口气。“这堂课，我们学素描和色彩”她试探性地在纸上写下一行字，举起来，观察着学生们的反应。“点头”的信号传来，周凌稍稍舒了口气，虽比直接沟通要多花点时间，但至少交流方面不是大问题。

对于残障人士来说，最大的障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一开始周凌也抱着小心翼翼的态度，生怕“冒犯”到某个痛处，但随着接触深入，她越来越觉得，这种谨慎略显多余。“人们总觉得残障是很可怕的事。但实际上，残障对人的影响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可怕，他们跟我们一样，也就是普通人。”

她感受到无声之处传来的善良和包容，“与其说我是他们的老师，不如说是互相学习。”课上，她教他们画画；课后，这群孩子教她手语。加之她又自费报了几堂课，一年后，用手语基本交流已经不成问题。

“兔宝宝女孩”

2010年，学校开始转型，全面实行培智教育。周凌送走最后一批聋哑班学生，转而要面临的是一年级的孩子们。

与聋哑班不同，培智班的学生多患有唐氏综合症、自闭症等，伴有不同程度的心智障碍，有些孩子甚至没有语言概念，生活自理都成为问题。

“宛如婴儿的状态”是周凌的直接感受。她不得不承认，成为一名低段培智班老师并不容易。

截然不同的两种学生，这不仅仅是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教学工作从头再来。

周凌接手的这个班一共八个学生，人数不多，但并不比教一个四十几人的普通班轻松。分层教学是培智班常用的施教手段。班里的孩子根据情况被分为几组。周凌将自己沉下来“做减法”，从语言开始教起，把表述的内容划分为最简单直接的单元。“比如教‘苹果’这个词，A组学生有书写能力，我们会直接教写词；B组能认字，无法书写，就得让他把苹果两字和对应图片匹配；至于没有语言概念的学生，能看到实物，对应上图片就行。”

八个孩子基本要设计八份的作业单，以图片为主，打印出来一一塑封。因此，培智班的老师们很少使用黑板和粉笔，他们没有办公室，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在教室里做课件、教具、准备教案。

事实上，知识教育还不是最难的事，在周凌看来，如何走进这批孩子的心，最为关键也最不容易。

“当我们走近他们，会发现问题比想象中复杂得多。”开学第一天，一个男孩愣愣地盯着窗外，周凌喊他也不理睬。另一个女孩扎着短羊角辫，每次眨眼都特别用力，将胖胖的小脸皱成一团。

在他们的脸上，看不见任何情绪，没有痛苦、失望与疑惑，只有茫然。和别的孩子不同，这群孩子更为敏感，害怕受伤，不敢与他人有过多接触。周凌走到一个正低头盯着鞋带的孩子面前，弯腰，牵起他的手，孩子明显抖了一下，迅速做了一个抽手的动作。

“在残障群体里，盲人有盲杖、聋人有助听器、肢体残疾有轮椅，而心智障碍者需要的辅助工具，是陪伴他们的人。”她还记得第一届学生里有个“唐宝”女孩蕊蕊（化名），母亲因为接受不了孩子的先天缺陷，离家出走，父亲跑长途，少有精力能照顾女儿，蕊蕊便一直跟着爷爷生活。

“来校大半年，她都没说过一句话，就一直面无表情地坐着。”就在周凌以为女孩没有语言概念的时候，有一天，背后传来一个声音：“周老师”。蕊蕊正抱着一个兔宝宝，眼睛里似乎少了几分警惕，“妈妈回来了。”

这是周凌第一次见她开口。进一步了解以后，周凌才知道蕊蕊的父亲有了新伴侣，见面第一天，新妈妈送了她一只兔宝宝。蕊蕊从未见过“妈妈”，将这份礼物视若珍宝，带它来学校，抱着兔娃娃上课吃饭、睡觉，连上厕所都不离手。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上课，但是后来我了解了之后，发现其实这个可能是和孩子建立信任关系的一个契机。”周凌允许娃娃带进课堂，给娃娃也准备了桌椅，跟蕊蕊成为“同桌”。

做早操的时候不方便带娃娃，周凌就找了个理由：“娃娃现在要帮老师来看看一下包或者管一下教室，你先去做早操，等做完早操再来跟娃娃一起。”许是女孩觉得对方能理解自己，便也同意了。“慢慢的，她好像跟我开始有话可以说了。”细微的变化在周凌看来是极大的进步，蕊蕊开始配合管理，上课也愿意参与进来。

周凌时常回忆此前蕊蕊大半年“沉默的试探”，到之后积极参与班级各种活动，直至顺利毕业，“这些孩子很单纯的，可能一下子心结打开了，就愿意敞开接纳你。”

“卫星班”

七年低段培智生涯，周凌越来越觉得这群孩子就像独立于“正常”以外的个体，孤独地生活在地球，茫然寻找着像普通人一样生存的权利。

“特殊儿童就应该在特殊学校学习吗？”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接触“融合教育”，她只是觉得，孩子们想要好起来，必须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生活”，毕竟脱离学校以后，他们日后无可避免还是要面对社会。

事实上，“融合教育”概念正式在国家政策层面被提及，是在2015年。国务院《“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指出，要大力推行融合教育，建立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在残疾学生较多的学校建立特殊教育资源教室，提高普通学校接收残疾学生的能力，不断扩大融合教育规模。

自那起，萧山区特殊教育学校便开始联合区域内普通学校开设“卫星班”，并调派特教资源进行支持。因为在教学知识与技能上，普教教师与特教教师的培养体系是相互独立的，普教教师的职前与职后培训都没有系统地包含特殊教育课程，尚无法为特殊儿童提供有效的教育。

2018年周凌被调派入新塘小学“卫星班”，尽管还是八人小班，但她和同事们需要比以往付出更多精力。“‘卫星班’教学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特教学生进入普通班随班就读，但如果出现无法跟上进度的情况，会再抽离至‘卫星班’，进行学科补救或个性康复。”

“有一些观念，认为特殊孩子在普通学校里最好的表现就是‘安静得像空气一样’。”周凌至今仍觉得愤慨。她遇到过随班就读后跟不上的孩子，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低着头滚胶带。“放任不管，这孩子估计‘完了’。”她把孩子抽离至“卫星班”，开发兴趣点，“小姑娘动手能力很不错，手工、剪纸、钻石画，一连能安静地坐上几个小时。”

杭州市第十二届自闭症的公益画展上，滚胶带的女孩站上了领奖台，她的作品成功入选并参展，最终还以五百元的价格被一位外国友人买下收藏。“她当时跟我说，我感觉自己在做梦一样。”周凌至今难忘那双闪着星星一样光芒的眼睛，脸上红扑扑的，俨然一张普通孩子的笑容。

一颗来自荒漠的野草，在她的呵护下，慢慢抬起了头，有了生气。

“融合教育”在国外已经实施了几十年，被认为是目前最科学的教育模式。不过，这种模式需要完备的支持保障体系。现在的周凌依旧忙碌于“卫星班”和普通班之间，她不希望这群孩子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从社会关系中隐身，“消失”不能解决问题，而是更大问题的开始。

对周凌来说，作为一名特教老师，“桃李满天下”几乎是奢望。她当了十几年班主任，带过的学生数量可能还比不上普通老师的两年。由于被划分入“特殊”行列，她也听过一些带有人身攻击的评论。好在近几年大力宣传下，特教学校的师生们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不被掩藏在冷漠世界的高墙之后。人们渐渐学会尊重、接纳与帮助。

这份工作也常带来意外之喜。外派之后，有一次时隔半个月她才回到学校。一回来，有几个声音在背后唤她：“周老师你回来了！”“老师你去哪里了？”“下次什么时候回来？”看到孩子们隔着不远的距离盯着她，她有点想流泪。很多时候，培智学生因为不同程度的心智障碍，换了班以后，往往便会遗忘此前的老师，“尤其像自闭症的孩子，本身就回避社交，你站在那里，他很有可能已经完全忘记，前期你为他付出了什么。”

周凌很害怕面对一张熟悉的面孔，眼神里却全是陌生和疏离。而今，简单一声招呼，已然让她感受到莫大的惊喜和欣慰。

“真的，我感觉高兴到要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