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洋，你为什么这么“傻”？萧山版新警察故事竟然是这样的！
更新时间：2022-03-24 14:35:23 内容来源：
日光破晓，寂静了一夜的街道从沉睡中醒来，开始了一天的热闹。
拉着小车出门买菜的老太太，牵着小狗遛弯儿的老大爷，忙着送孩子上学的年轻妈妈……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充满了邻里乡坊的烟火气。
“你也来找徐洋帮忙？”一位大爷把刚刚买好的一袋子鸡蛋挂在自行车把上，用标准的萧山话给我们指了路，“囔，就在那里，过个马路就到了。”
党山警务站就在小区附近，稍微上点年纪的街坊都能在纵横交错的楼栋间给来访者指出一条路。蓝白分明的色调，进门便能看到大厅和走廊上挂满了显眼的红色锦旗。
办公室没见到徐洋，一打听才知道当天出租房消防大排查，这会儿去瓜沥派出所本部给人做笔录去了。
“大忙人”徐洋
见到徐洋的时候，他正从询问室出来，身材高大，皮肤黝黑，鼻梁上浅浅架着副黑框镜，双眼略微有些红血丝，手里总是拿着本棕皮笔记本。
用他的话说，脑袋里的事儿太多，记忆力跟不上，不记下来，怕忘。
“不好意思，再给我二十分钟，给这位大伯做完笔录。”徐洋做了个抱歉的手势，说起话来掷地有声，示意我们去会议室等他。
早上七点开始到这会儿下午四点，他还没有停下来休息过，午饭也趁着十分钟的间隙，匆匆扒了一口。
像全国数以万计的基层警务站一样，这里总有一些细节连通着社会微末处的神经。而“有事找徐洋”成了党山街坊邻里之间，一句最熟悉不过的话。
不过，这也让徐洋成了辖区里的“大忙人”。
从早到晚，他的工作电话接个不停，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没有节假日，也不分白天黑夜，协调各项工作，处理各种突发状况。但神奇的是，他总有时间，揽下一件件家长里短的事情：今天张三家的电动车被偷了；明天李四家闹矛盾，两夫妻打架脸被挠花了；再有喝醉酒打破别人的车窗，“熊孩子”离家出走……
在党山，几乎人人都知道徐洋的手机号码，甚至有人一个电话从上海、嘉兴、余杭打过来，找他帮忙。
三个“傻决定”
事实上，年轻时候的徐洋，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民警。
1999年，和全国288万普通高考生一样，萧中毕业的徐洋如愿拿到了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青岛分院的录取通知书。“学校是自己选的，专科，当时就填了这么一个志愿，铁了心要去。”徐洋捧了捧手上的杯子。
其实一个原因是徐洋从小的“制服梦”，这所部队军事院校，可以让梦更近一步。
另一方面，去那儿不光不用交学费，还能每月领到几十元的津贴。
彼时，他只有十八岁，在凌晨和深夜看了父母十几年的辛苦，也让他早早地担起“兄长”的角色。
“你经历过，就会知道。”他停顿了一会儿，“我还有个弟弟，父母都只是普通农民。像我妈，为了支撑家里的开支，做过很多的不容易的工作。”他见过母亲去厂里干体力活，连续站上十二个小时，看过她凌晨出门推着三轮车摆菜摊子，星夜回家，中途得空还要赶回来给兄弟俩准备吃食。
家里虽然不富裕，但兄弟俩都很争气，学习成绩也不错。事实上，以徐洋的分数，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本科院校，“但那不是要给家里增加负担了嘛？所以那时候想的如果能考上军校的话，这样我的学费就可以省掉了，省下这点钱，就可以给弟弟上学。”
毅然决然远赴青岛，家里人并没有多反对，毕竟男孩子，跑远点历练并不是一件坏事。只是三年后，徐洋带回了一个“要去广西”的消息。
“其实毕业以后，部队军校在分配的时候，我是有机会去上海。”如此一来，离家近一大截，徐洋的父母听到消息，一阵欣喜。然而不久，电话又来了，他把好不容易获得的名额让了出去，“那会儿区队有个同学是上海的，我就把名额让给他了。”
哪有这么“傻”的孩子？
父母第一个念头便是生气和无奈，更多的还是舍不得，将近1800公里，中间不知道隔了多少山山水水，本身进了部队，见上一面就不容易了。
“我妈那会儿确实气得不行，但他们从小就鼓励我自己拿主意，所以最后也还是接受了。”就这样，徐洋去了广西，成为一名雷达工程师，日常做一些检测、维修保养飞机雷达的技术活。
他愿意捣鼓这些，性格也活跃，按照在部队一贯的优异表现，原本继续留队，会有不错的发展，然而五年后，徐洋又做了个“傻决定”：请求组织同意他提前转业。那会儿，他才26岁，是那一批军转干部中年纪最小的几个，太过年轻转业，对于未来并没有什么优势。
“我妈身体不好。”早年辛苦的劳作给她落下一身病，偶尔还会有晕倒、失去知觉的情况，俩兄弟一个在部队一个去读书，家里就剩下老俩口，他不放心，“她是我妈，我得回来。”
就这样，在外八年，徐洋回了萧山。未来该怎么走？徐洋想起了自己一直坚持的“制服梦”：在部队的时候穿的是军装，回来的时候穿警服，似乎也不赖。
因为年纪轻，履历出色，他如愿地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
如今回想，徐洋并不后悔这些看起来“不利己”的决定，用他的话说，无论是去军校上专科，还是放弃上海奔赴广西，亦或是提前转业，都是自己愿意走成的样子。“挺好的，至少我的命运轨迹都能自己把握，不会后悔，我觉得现在挺好。”
民警=社会大保姆？
加入公安后的第五个年头，徐洋被安排到负责管理瓜沥镇党山责任区。
在此之前，徐洋鲜少踏足过这里。
老家楼塔，居住在城厢，他和距离29公里的党山最多的交集，是早年开车时偶尔会路过。他曾经透过车窗观察过这里的一角：货车不少，门前屋后，都会临着条小河，通过鼻腔进入身体的空气带着些工厂的味道。
这里，熟悉又陌生。
像全国数以万计的警务站一样，处理家长里短、邻里纠纷才是党山警务站的日常。从这里更能看见社会、理解社会，也更像个“社会的大保姆”。
对徐洋来说，每天遇到的警情和他之前的生活相距很远，在学校学的是航空雷达专业，却没有学过如何处理家庭矛盾。大部分时候，他们需要面临的工作十分琐碎，关注的事情远比这些复杂。
比如一桩压了三十多年的纠纷，邻里之间两代人互相看不对眼，隔三差五打架报警，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争一块茅坑地的归属。边上的几户人家也看不下去了，跑来找徐洋，“他们真的折腾了好几年了，你看看能不能帮忙调解一下。”
事实上，案子到徐洋之前已经调解了不下十次。既然安抚治标不治本，那就把问题根源揪出来，他开始着手调查茅坑地的“历史”。
几十年前的土地归属，换了一届又一届村委，要分清是谁家的属实不易。他跑去土管部门查资料、从村里调老档案、向村里的老人咨询、托人找文书，扎扎实实忙活了一阵子，终于在一堆泛黄的资料中，找到了线索。
弄清楚以后，他把双方都叫过来，还叫上了村干部和调解员，“根据调查资料，这块地的最终归属权白纸黑字都写得明白。有矛盾可以慢慢调解，但打架我们也是可以拘留的。”
事儿摊在台面上讲清楚，双方都心服口服。
一开始徐洋也没想过百分百能找到这份文书，但他似乎总是个“较真儿”的人，“如果没有证据，谁都不服的，这个矛盾不知道会压多久，可能四十年、五十年，到时候更讲不清楚了。”
即使在一个本地人口只有14000多人的片区内，维持治安也是一项繁琐的工作。根据派出所户籍室提供的数据，这里的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相当。很长一段时间，这里的大部分警情和流动人口有关。
他们大多在工厂里靠体力挣钱，住在月租金两三百元的彩钢房、土瓦房，鲜有依靠，遇事只能求助警方。
比如河南人小马，自幼患上小儿麻痹症，买了辆残疾车，在党山载客营生。后来，出于安全考虑，“四小车”被整治，他的残疾车自然也被扣了。
小马不乐意了，“你们把车子扣了，我饭碗没了，干脆连人一起关了得了！”他赖在车里死活不肯下来。
没办法，运管给徐洋打电话：“洋哥，这事你看能不能来帮忙处理一下。”
等他到的时候，小马死死拽着车把手，五官拧在一起，急得快跳起来，误以为徐洋要来硬的。
徐洋当时也没想很复杂，感觉这件事情劝一劝便好了，就拍了个胸脯：“我说话算话，你先回去，后面的事情你来找我，我帮你解决掉。”
没想到第二天，小马居然带着干粮在警务站“驻扎”了下来，早上来，晚上走，也不说话，就这么坐着。徐洋怕他噎着，不时给他倒点水。
“一连好几天，我上班他在，我下班他就走。”徐洋略微有点吃惊，“他说既然你说了会帮我解决，我就只来找你。”
诚然，小马赖上他了。
既然答应了总不能食言，只是车子肯定是不能还回去了，徐洋便提议，给介绍份工作。小马听了自然也乐意，马上开出了“四不”条件：离家不能太远，上班时间不能太长，工资不能太少，离厕所还不能太远。
徐洋先后给他找了三份工作：到塑料厂坐着擦桶灰，太远了，不行；去厂里当门卫，工作时间太久，不行；在箱包厂里面打包，工资太低，也不行。
这些都被“讲究”的小马拒绝了。
最后徐洋介绍他去了附近一家超市收银，之前虽然没干过这行，但小马人比较活络，上手也快，两个小时换个班，工资待遇也还可以，总算是符合心意。“现在都干了两年多了。”徐洋笑着说，前段时间小马拎着水果又来找他，说能不能再给介绍个女朋友。知道对方是开玩笑，徐洋也玩笑地回应一句“当红娘可真的难倒英雄汉了”。
当社区民警成为“校长”
对徐洋而言，与民警并肩而行的另一个身份便是“校长”。
去年八月，“未来警校”在萧山公安分局瓜沥派出所党山警务站“开学”，徐洋是“未来警校”的首任“校长”。
讲台上，他捧着发言稿，眼睛热热的，奔波了几个月的设想一朝实现，往后要做的，现在还只是个开始。
而开始的开始，徐洋说自己还得感谢一位“NB少年”。
2020年9月，一位在党山开店的妈妈哭哭啼啼地找到徐洋，说自己16岁的儿子晓峰（化名）叛逆得不行，搞得周围居民意见很大，实在没法管教了。
“你们这边空调怎么不开。”晓峰被拉进警务站的时候，嘴上有一抹细细的青色绒毛，一头绿发，鬓角剃了俩字“NB”，见到徐洋，衣服一脱，光着膀子坐在对面的凳子上，张口就问有没有“华子”。
刚见面时的晓峰
从晓峰妈妈口中，徐洋得知，这孩子已经辍学，晚上跟着一帮年轻混子出门，早上回家倒头睡觉，没钱了就张嘴，不给就动手，街坊邻居见到他，都得躲远远的。
“我要出去干大事，上学有个毛线意思。”晓峰眼神恶狠狠的，沉浸当大哥的幻想里不能自拔，尤其是今天，进了警务站，更觉得神气十足。
他的人生早已脱离原来的轨迹，走向另一条岔路。
“确实棘手，但不帮他，这孩子就拉不回来了。”徐洋和晓峰母子签了一份“社会实践合同”， 让晓峰做他的小跟班，带着他下社区，参与简单的警务工作，旁观纠纷调解。徐洋在办公室时，晓峰就在一旁学习法律知识，要是抽考合格，还会带一些奖励。等到空下来，徐洋会和晓峰坐一起谈心，向他灌输正确的价值观。跟班实践半个多月后，晓峰整个人都变了，逢人就自豪地说：“我的师傅是警察。”
半个多月后，晓峰的改变显而易见
如今晓峰和亲戚结伴去深圳谋生，找了份踏实的工作，两人至今还保持着联系。
“孩子的内心其实也是需要被尊重的，我们要做的，是让他能够融合到这个社会里，不要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另类。”暴力教育无法孕育良善，以爱为名的打压，最终会激发孩子严重的反叛心理，而“NB少年”的折返，也让徐洋信心倍增，“孩子走了条岔路，大部分都是能够回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他开始把青少年引导工作当成一道道考题，“一定要把题做出来”。
只是目前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率越来越高，越发趋于年轻化，光靠他一个人，要想做出些改变实在有限。“能不能成立一个青少年成长‘学校’，通过科学管理模式，帮助这些青春叛逆期的孩子呢？”徐洋有了这样的想法。
党山警务站目前有辅警17人，加上徐洋，总共18人，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十八罗汉”。过去几个月里，徐洋调动辅警以及辖区义警的力量，为学校前期筹备奔走出力。
同时，他把自己的设想向上级汇报，得到了派出所、分局以及市局领导的大力支持，“未来警校”应运而生。
取名的时候，徐洋思忖了好久：叫什么呢？“青少年教导所”“ 青少年成长学校”“少教学院”……不管哪个，总觉得有点别扭。在他心里，没有一个孩子生来就是坏的，都是一张白纸，只是现在有些孩子可能一只脚已经要迈进违法犯罪的那一条线，或者已经在往歪路上发展，他希望有个能及时止损、走回正路的地方，告诉孩子们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不能做，让未来能有所改变。
“未来……”徐洋灵光一闪，“叫‘未来警校’吧，听起来还挺帅气。”
在课程设置上，“未来警校”采用“7+X”彩虹成长模式，推出了学法创造营、青春修炼册、心灵及时雨、冲浪驾驶舱、青年立志林、安防体验馆和“沥”学直播间7个特色课堂，并为青少年设置了“小小和事佬”、“小小红马甲”等社会实践课程。
至今，这所特殊的学校已经开展了12课青少年律法讲座、22期安防体验、15课预防青少年网络沉迷专题课，受众2000余人，接待求助家庭29个，解决各类青少年困惑问题43个，成功让5名少年回归正常生活。
这段时间受疫情影响，徐洋将线下课搬到了线上，很多新鲜的想法不时会从他脑子里蹦出来，“以后还会推出‘禁毒之路沉浸式体验’‘未来警校微法庭’等等，争取用体验更轻松、参与感更强、更适合孩子的方式，设计课程。”
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成为“徐洋”
在民警、“校长”、调解员等各种身份之间转换，徐洋确实是个大忙人。
派出所的民警是社会大保姆，要管各种各样该管不该管的事儿，徐洋的手机号码，更是牵扯着党山大大小小的急事。只是辖区里的事他管，辖区外的人找他，他也不推辞。
他帮外辖区的农民工讨回薪水，那个双腿粉碎性骨折的安徽汉子，拄着拐就要跪在他面前；帮上海来的杜奶奶搞定所有证明；偶遇男孩从五楼摔下，3分钟鸣笛护送去医院……
不过，处理管区里的这一套并不适用于自家，“因为我在家时间很少，说起来也真的很惭愧。”徐洋叹了口气，从高中毕业开始，年三十的团圆饭，他基本没跟家里人一起吃过，现在忙起来加班，干脆就警务站睡上一宿，最久一次，他一个半月没回家。
对于家庭这件事上，他一直觉得自己失责，人的精力实在有限，“不是我一个人就能成为‘徐洋’。”
说这话的时候，他跟记者提起了背后的两个女人，一个是母亲。
徐洋自嘲自己的“傻劲儿”遗传自母亲。
“我妈她就是个普通农村妇女，也不怎么会说话，但是她做了很多事情，我都记在心里。”刚进入公安的时候，母亲就告诫他，穿了警服，就有了执法权，不能用这些权力去欺负任何人，要用这些它去保护老百姓，“她说，如果你做些不好的事，让我知道了，这个家门你就别进来了。”
一句朴实的话，力量却犹如一把戒尺，鞭笞在徐洋的心里。而她的善良也深深影响着徐洋日后的工作。
徐洋的管区有26位孤寡、独居老人，他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每年逢年过节，他都会带头组织爱心人士送去米、油和一些生活用品。还给老人们留下警民联系卡，一个电话打来，他便立马赶去了。
而对于自己的母亲，徐洋至今没有陪她去过几次医院。“要是换了别人，肯定会埋怨，你都有时间去照顾外人，我身体不好，连完整的一天都抽不出来陪我。”徐洋眼里泛起热热的水汽，“但我妈没有。她说我现在有老头子在，他会带我去的，那些老人无亲无故，你一定要去的，先去把他们照顾好，有时间再来照顾我。”
之前，徐洋帮两个近七十年没见面的老太太成功相聚，去之前，母亲提前买了礼物，放进他车里，嘱咐明天早上走的时候带着，“她说，两个老太太这么多年没见，再见面是好事，她真的很伟大。”
而另一个让徐洋愧疚的，便是自己的妻子。如果徐洋遗传了母亲的“傻劲儿”，那妻子可以说是“助长”了这个特点。
徐洋的妻子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月中年末工作并不轻松，不过家里的事，她则是能不麻烦他，便不麻烦他。
“我们4天要值一班，也就是说一年1/4的时间是肯定是要在单位的。另外我还会经常加班，超过一半时间都不在家里。”徐洋说，妻子身体不好，每周都要去医院，他一直都没法陪着，有几次孩子半夜发烧，也是她一个人带着去就医；路上出了交通事故，都是自己默默处理了。即便如此，妻子从未有过抱怨，周末看他睡得香，会轻手轻脚地把房门带上。
“家里的一切，她都是一个人帮我扛着，我真的很感激。”徐洋的语气里是难掩的歉意。
今年加入公安第十四年，徐洋再一次主动要求除夕值班。外面是万家灯火，而值班室里，民警的座位是一排铁椅子和红棕色的方桌，没有春晚。
徐洋的脸朝着监视屏的方向，白光反射到脸上，他盯着屏幕上随时可能弹出的警情信息。他没想到，眼前妻子提着食材来警务站找他。
“她说儿子留在了爷爷奶奶家，然后过来陪着我一块过年。”外面是万家灯火，而值班室里，夫妻俩对着一锅沸腾的清汤吃火锅。
他明白，妻子也喜欢仪式感，喜欢浪漫，“只是我给不了，有时候觉得挺对不起他们。”
一个民警能吃“百家饭”
话虽如此，徐洋只能带着这份感激和支持，选择了一头扎进工作的路。“没办法，管区里的老百姓需要我。”
近几年，瓜沥镇党山责任区警情持续下降，以前的案件多以打架为主，常常有人受伤，现在程度轻微的口角纠纷占了更大比例。自从党山并入瓜沥后，纠纷调解都要去瓜沥所本部，徐洋便提出在警务站成立萧山区第一个基层警民调解室，很多时候，矛盾纠纷在报警前便能解决。
早年，他曾接到电话，对方开口急冲冲地大吼，“我家电视怎么没影了”，然后顿了几秒，语气突然软了下来，“哦，是信号不好”。
这几年，警务站六十多面锦旗，挂满大厅整整四面墙和走廊两侧，他能明显感觉到警民之间关系的融合，微小的变化也出现在辖区很多角落。
他笑称自己已经是大半个党山人。走在党山街上，要是到了饭点，见他还在忙，总会有人吆喝着来自家吃饭。
“徐警官，来来来，我们菜不烧了，添双筷子。”
比起各种表彰荣誉，徐洋觉得这句话更为受用。诚然，朋友来了还得添个菜，唯独自家人吃饭，添双筷子便够了。
“我说我是一个可以吃‘百家饭’的社区民警，这是我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徐洋眯起来的眼睛闪着盈盈的光。
去年父亲节，学校要求每个孩子写篇作文。十几岁的儿子在方格本上一笔一划地写着：最让我骄傲的是我的爸爸，他很善良，也很伟大，无所不能。看到这里，徐洋差点掉下泪来，“他说别人都在学雷锋，我只要学我爸就可以了。我很少陪他，但相信我做的，他都看在眼里。”这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必须干警察，有意义。
有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像是“摸着石头过河”，每一步踏出去，都不知前路如何。因为在那些可以奔走的日子里，他付出了自己的日日夜夜，为了那些本来与自己并不相关的别人的人生。
晚上八点，徐洋给最后一位大伯做完笔录。因为消防隐患排查不过关，老人家留了一下午，临走，他嚷嚷着要给徐洋送面锦旗。
“这小伙是在执行职务，但同时也是在为我着想，很多隐患问题帮我们指出来了。晚饭的时候，怕我等急了，还买了一碗面给我吃。”八十多岁的老大爷，操着一口萧山话，喉咙里咕咚咕咚地说着，“我信得过他，这小伙子，要给他送锦旗。”
【萧山网特别策划＃倾听潮涌＃人物专栏，如果您身边有这样有趣的人、有故事的灵魂，也欢迎联系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