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中国近代绘画的巨匠

更新时间：2020年10月23日 23:06   内容来源：萧山文联   

中国美术馆巨幅展览广告，从左到右是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

十来岁就能画出来访者

1840年的夏天，任伯年出生于绍兴府萧山县航坞山下的瓜沥任家溇村，这里也是萧山县与山阴县接壤之地。

任伯年的父亲任鹤声，号淞云。淞云先生是个米商，同时也是个读书人和民间画师。鸦片战争以后，任鹤声的米店日益萧条。1845年左右，他把米店从航坞山下的瓜沥，搬到了萧山县城城厢镇的凤堰桥堍。任伯年从小就跟父亲学人物画。

据说任伯年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任淞云外出，恰巧有朋友来拜访。那客人等不到他的父亲，坐了片刻就告辞了。父亲回来问任伯年：是谁来过了？伯年答不上姓名，便拿起纸来，把来访者的容貌画了出来，他父亲见图就当即认出访客为何人，足见任伯年敏锐的观察力和速写功力。

又传，任伯年13岁时，有一日正在家中，忽然门外有人在喊“两条牛打斗起来了”。他赶紧跑出去看。斗牛场面十分激烈，任伯年心中激动，想画下来，可苦于身边没有画具。聪明的伯年灵机一动，当即撩起衣衫，用指甲刻画斗牛的场面。

回到住所后，他就根据这个速写稿，凭记忆画出了一幅《斗牛图》，并在画上题有跋语：“丹青来自万物中，指甲可以当笔用，若问此画如何成，看余袍上指刻痕。”

1868年，对任伯年来说是很关键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他随萧山同乡名家任阜长离开宁波去苏州，画下了著名的《东津话别图》。任阜长虽年长伯年5岁，但他们之间以叔侄相称。

在苏州，任伯年通过阜长认识了当时画坛名家胡公寿、沙山春，作有《横云山民（胡公寿）行乞图》《沙馥三十九岁小像》。

任伯年在苏州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当年的冬天，任伯年就离开苏州，来到了上海，有《陈允升像》款“同治戊辰冬仲任伯年写于上海寓斋”为证。

练就照相机般的观察力

任伯年到上海后，绘画艺术得以大进。他善于观察生活，即使在外出时，也不忘带上速写的折子。因此，他的人物、花鸟、山水、走兽具有生活气息，也无不精妙。

陈蝶野在《任伯年百年纪念册序》中，说任伯年初到上海还没有成名时，居住在豫园，极不得志，经常去春风楼喝茶。春风楼附近有个羊圈，那里圈养着很多的山羊，任伯年捧着茶杯长时间地观察羊群的活动，因此，他后来画的山羊就得其神理。

为了画鸡，任伯年从集市上买鸡养在家里。居室很小， 人就住在鸡棚之上，就这样近距离观察鸡的动态，久而久之，任伯年就画出了鸡的鲜活神态。

在城隍庙，那时候就已经出现相当于现在花鸟市场的“鸟肆”，任伯年常去那里，“伫足观望其歌鸣”，久之，又尽得禽鸟之生态。

还有一次，有个朋友去探望任伯年，他一走进任伯年的屋里，只听见任伯年很客气地在“请坐，请坐”的招呼，却不见人影。等了片刻，任伯年才从楼檐上下来。那个朋友很奇怪，问他在干吗？任伯年说他在观看瓦上的两猫相斗。陈半丁也叙述过这个“屋顶观猫斗”的故事，他是从吴昌硕那里听来的。

作为人物画家，任伯年当然更加注意观察人物，任伯年注意观察行走中的人、站立时的人、蹲着时的人的各种不同形态，以至“茶楼之喧嚣、游女之妖冶，乃尽入其笔而画名噪”（陈蝶野语）。

任伯年性格率真，不修边幅，终日潜心于绘画。他常年理成寸许的短发，以便节省时间用于绘画。

《南亭笔记》载，有一个常为他理发的理发师说：“任先生每一次理发，都会有许多颜料从头发丛中簌簌地落下，原因是他在作画时搔首凝思，所以，沾在指手上的颜料就留在头发里了。”因此，有人还跟理发师开玩笑说：“你这么多年为任伯年理发，可以在理发店以外，再开一家颜料铺了。”

经过刻苦努力、精心锻造，又经过胡公寿、张子祥等画家推荐，任伯年在上海“不数年，画名大噪”（方若《海上画语》）。

人物、花鸟、山水均有成就

任伯年是人物、花鸟、山水均有成就的画家，尤其是在人物画方面，任伯年将传统中国人物画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并且直接影响了20世纪以来的人物画发展。

传统人物画，无论表现形式与形体比例结构，发展到任伯年已与现代人物画接轨。近现代许多中国人物画家徐悲鸿、蒋兆和、叶浅予和浙派人物画家李震坚、周昌谷、方增先无不受任伯年的影响。

任伯年用线准确，生动而流美，及至化境。他的这种白描勾勒取神法，至今仍被许多当代画家奉为法宝。

任伯年的《群仙祝寿图》，是近代绘画史上少见的经典巨制。十二幅金笺重彩通景屏，主题是一群各界神仙共赴王母的寿筵。

潘天寿很推重这幅画，他认为《群仙祝寿图》：“画幅浩大，构图别致，敷色清新高雅，人物逼真生动，与背景得体协调。全图有12幅，共46个人物，幅与幅既有连贯，又可独立，像巨幅横卷，又像连环画，这样复杂的巨制，没有很深的功力和艺术修养，是画不出来的。（潘天寿《任伯年的绘画艺术》1962年）”。

任伯年的人物画不同于一般的文人画。

他能够画“时人”。人物画表现现实人生，是中国画的优秀传统，不会画时人的人物画家就没有多少意义。任伯年的人物画接近生活，贴近现实。他为吴昌硕、沙任薰、胡公寿等艺坛人物画像，反映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状态。

任伯年花鸟画的艺术成就，足以与他的人物画相抗衡。他的花鸟画初学任熊、任薰，上追陈洪绶，直至宋人，因而早期的作品具有工笔的情致。“画人物花卉，仿北宋人法，纯以焦墨勾骨，赋色极厚，近老莲派。”（ 见《上海县续志》。）

任伯年早期喜用钉头描，线条曲折变化，遒劲有力。自从见到八大的画册后，迷恋有加，反复临摹，终悟其用笔之法，并有“作画如颐，差足当一写字”的感想，虽极细之画，必悬腕中锋。自此，他笔法大进，笔势趋于奔放。

任伯年的花鸟画，善于从稍纵即逝的动势中来写神传情，他捕捉飞鸟瞬间的姿态，即使训练有素的摄影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他的功底。不论是团扇、折扇、屏条和册页，任伯年都能创造很多新颖出色、变化多端的构图。他的花鸟画，既继承工笔和水墨写意的传统，又注意吸收西画尤其是水彩画的一些表现方法，善于运用鲜明的色彩和对比的手法，把复杂的颜色统一起来，让人感到比现实中的花和鸟更美，从而把中国传统的花鸟画向前推进了一步。难怪吴昌硕赞誉任伯年的花卉：“如风露中折来，百读不厌。”

任伯年传世作品中，山水画相对较少，但很有他自己的特色。徐悲鸿对任伯年山水画的“石法”评价极高。在一幅任伯年没有落款的《树石图》上，徐悲鸿这样写着：“伯年先生遗作，其石法前无古人（《任伯年全集》第4集Ｐ102）。”

仇十洲后中国画家第一人

2005年2月，中国美术馆首批推出我国近现代四位美术大家，他们是：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

展览的前言这么写着：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四位都是兼擅诗、书、画、印，上承传统，旁采新知，锐意革新，独具个性，他们成功地以独具特色的艺术实践在传统内部实现了语言变革，为传统文人画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作出了突出贡献，将中国画艺术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20世纪中国画的整体发展与创新产生了重大影响。

两年之后的2007年3月，中国美术馆再度推出“世纪之风——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典藏展”。

展览前言是这样评价的：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是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期社会转型时期的四位中国画大师，无论是着眼于历史的时代变迁，抑或倾听艺术史的自我陈述，他们的艺术都在精神与风格演化的同构中凸现出当下存在的感应与诉求，并最终同汇为强大的艺术文化风向。风气所开，垂范至今。

中国美术馆作为国家美术馆，其学术地位毋庸置疑。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作为我国近现代美术大师的地位也毋庸置疑。

海派领袖任伯年，兼长人物、花鸟、山水。蔡若虹称“任伯年是中国近代绘画的巨匠”，徐悲鸿则更将他推崇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的第一人”。英国《画家》杂志称：任伯年的艺术造诣与西方梵·高相若，在19世纪中为最具有创造性的宗师。

任伯年绘画艺术是跨越时空的。他将作为中国人物画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永载画史，激励后人。

作者：李仲芳  编辑：邱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