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萧山基层治理制度机制的探索与思考——以文化为例

更新时间：2020-12-31 19:39:22    内容来源：   

一、选题意义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中，“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凝聚人民精神力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厚支撑”。基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社会治理的关键支撑，也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治理，将优秀的文化导入和融入基层治理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操作中，切实起到以文化人、润物无声的社会功能。以萧山为切入点，研究文化在当前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与局限，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完善制度设计和基层治理实践，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思路和方法

对萧山城乡具有代表性的村、社区组织和有关部门进行广泛走访、调研，了解其基层治理中的日常运行模式、经验、典型案例、探索尝试和困惑困难等，重点关注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作用，基层对文化治理的看法和规划等，分析和总结文化在当前基层的社会价值重塑、社会冲突处理、社会转型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力，比较当前萧山在基层治理中可供推广借鉴的不同模式及其实施环境，并提出对策性的意见建议。

三、调研对象和范围

调研组历时大半年，选取了城厢、北干、宁围、闻堰、靖江、新街等街道和义桥、河上、戴村、进化、浦阳、所前等镇，走访其在基层治理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村社，进行干部访谈、村民座谈、实地考察、问卷调研等。共发放调研问卷200余份，访谈基层干部和村民代表50余人，调研样本涵盖城市和农村、南片和中东片、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涉及多个年龄层、多种职业，应该说，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和代表性。

调研问卷分为五个板块，即当前基层治理的大背景下，群众的基本情况、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社会生活方面，以封闭式的客观题为主，问题都围绕个体的生存需求、情感需求和文化需求展开。为重点了解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和局限，设计了访谈提纲，主要包括所在村社的文化活动开展情况，群众的文化意识、教育观念，对村社文化发展的思路、规划，文化如何引领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的改变等等。

四、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在萧山基层的实践

萧山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能为基层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养分；同时，在多年的实践中，从政府到村社一级，都能认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有些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因此，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在萧山基层的实践，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亮点：

1.弘扬地方特色优秀文化，为基层治理提供信念支持。传统文化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很多无形的精神信念仍旧存在，可以成为基层治理的养分和助力器。通过充分挖掘地方文化史料，加强文化传承保护、文化故事整理，鼓励群众参与地方文化活动，唤醒当地群众最深沉的本土文化共同记忆，引发共鸣，弘扬真善美。例如，蜀山街道湖山社区通过举办乡情文化节、建立湖山文化传承史馆、搜寻大姓“郑”氏家风、把家风家训提升到社区公约等，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戴村镇沈村在建设沈佩兰故居纪念馆时，因二楼村史馆的需要，向村民征集老物件，得到积极响应，筹建村史馆成为了村民追忆过往、产生共鸣、弘扬传统文化的良好契机。

2.着力文化阵地建设，为基层治理提升品位。硬件方面，做好农村文化礼堂、社区文化家园、城市书房等的建设运营。例如，2018年，我区开始试点城市书房（“永兴书房”）建设，目前已有8家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舒适的环境、浓厚的书香，让城市变得更有温度。软件方面，各群团组织、社会力量也在发挥优势资源，重心下沉，向基层输入和播种现代文明的因子，助推垃圾分类、五水共治、噪音消除、文明素质提升等工作，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例如，在区文联的指导下，楼塔、河上、义桥、党湾等相继成立了基层文联，下辖多个文艺社团，既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用艺术的形式，倡导一种更加文明、健康、有品位的生活方式，为基层治理增色。

3.依托社会组织和乡贤的力量，用文化为基层治理打开新的视野。目前，我区各镇街基本都建有村级社会组织，可以更灵活的方式，服务于各项社会事务。全区都在推广“五和众联”模式，在乡村自治村民考核方面，实施主体也是村委会和该村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例如，所前镇传芳村以“玉叶传芳”为题，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考核细则，分为“玉之德行”、“叶绿山青”、“传承文化”、“芳华岁月”四大部分，根据不同内容进行加分和减分，其中“传承文化”的考核细则具有非常强的导向作用，是对文化治理功能的落实和细化。所前镇越王村，以该村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名义，在乡贤的支持下，参加了萧山区第四届公益创投大赛并获得资助，利用资助款项，成立志愿队、进行志愿者培训、培育兴趣团体、开展公益活动等，并在抖音账号“五魅越王——村播社”中进行直播互动，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培育村民的公益理念，解除“半熟人”的尴尬状态，扩展基层治理能力。

五、不足与局限

如上所述，文化的社会治理功能在萧山基层得到了广泛的实践，使得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在基层治理的舞台上交相辉映，不断给人以惊喜，也为基层治理增加了文化内涵和精神动力。但是，在调研走访中，我们也发现，文化治理功能的发挥，存在着两个层面的制约。

基层社会观念的制约。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习俗、人伦纲常的维系力量正在日渐式微，竞争观念兴起，关爱意识有所淡化；个性观念兴起，公益观念有所弱化；开放力度加大，仁义廉耻观念有所退化；利益格局不断调整，义利观念有所变化等。比如，城镇化的快速行进，使得许多人一夜之间从农民变为市民，但是其思想观念、生活习惯、精神追求等却没有同步跟上。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几个现象，一是处理财富的能力跟不上财富增长的速度（特别是某些“一夜暴富”的拆迁户），导致在金钱面前的迷失、紊乱，恶习频发，影响了社会风气和稳定。二是非理性消费特别是婚丧嫁娶的讲究和攀比之风，许多受访者不约而同地表示，经济条件好了，红白喜事也越来越讲究、越来越吃不消了，用在迷信方面的开支也在增加。三是尊老爱幼的“失衡”现象，全家老少争相“爱幼”，心甘情愿，无私奉献；对于老人，特别是年龄稍大、基本丧失劳动力的老人，则是能推就推，只求面上过得去。好一点的情况，老年人通过拆迁，有了过渡费、安置费和分红等收入，解决了赡养、居住的矛盾；差一点的情况，许多拆迁户在过渡阶段，因家中有老人租不到好的房子，安置小区建成后，也有不少老人被儿女“留”在过渡房，不能搬入新房共享天伦。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极其缺少关怀，转而在宗教生活中寻求心灵的安慰和寄托。

基层治理“操盘手”的制约。（1）一些地方对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现代化治理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比如，在问卷调查中，勾选所在村（社区）文化活动“很少”，传统文化活动在本村（社区）几乎没有保留的，还是有不小的比例。（2）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存在不平衡。一般是基层班子强的地方好于弱的地方，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好于文化相对一般的地方，南片好于东片。（3）运用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基层治理的平台、载体还不够多、不够丰富。有些地方虽然在做这项工作，但与现实结合不够，载体创新不够，契合点少，方法简单，存在“两张皮”现象，不能实现寓教于“无形”。（4）四是一些地方片面注重强制手段和市场经济行为，弱化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

因此，亟需构建一种能够获得最广泛群众认可、支持和践行的主流文化体系，来引领基层治理的理念、规划和实践。

六、对策和建议

（一）用文化引领社会价值重塑

文化不只是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精神价值”。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面临各种不确定性，社会多元价值观并存，给基层社会治理带来了价值观和理念的挑战。因此，亟需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共同滋养，来引领社会价值的重塑，从精神层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是在硬环境的建设中注入文化因子，展示向上向善的价值观。例如，义桥镇新坝村对村委老办公楼实施改造，拆除围墙，新建清水池、玻璃屏和圆门，借以传达清廉刚正、透明办事的决心，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同时，在村内打造一琴一鹤、矢志清洁、清莲公园、清河茶铺、节孝公园等系列小品，努力营造崇廉崇孝的氛围。进化镇欢潭村依托岳飞“饮潭水而欢”的典故和至今尚存的七角潭，新建或改造了岳园、岳飞纪念馆等建筑，设置了“义”字墙、“水面《满江红》”等小品，着力打造忠义文化；对村落进行整体规划、布局，体现“精忠报国、五义之乡、敦亲睦族、君子务本、廉洁自律”的欢潭理念。

二是在软环境的打造中凝聚文化元素，传播崇德崇文的价值观。除了将文化礼堂、文化家园打造成群众的精神家园，结对共建和文明素质培训也是比较好的方式。例如，浦阳镇灵山村与浙江音乐学院、杭州西泠印社等结对合作，开展桃花源文化挖掘、村歌创作、驻村教学、送文艺送欢乐、美丽庭院小巷设计等，提升村民的文化艺术修养。宁围街道连续多年开展“万名农民进课堂”活动，进行消防安全、道路交通、防范诈骗、垃圾分类、儿童启蒙教育、营养与健康、文明礼仪等多方面的培训，相当于新市民的“全科教育”，2006年以来已培训农民10万人次以上，按村民需求点单授课的模式，被市领导誉为“乡村文明向都市文明转型的战略载体”。

（二）用文化助力社会冲突处理

当前，基层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化、对立和冲突现象，而且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趋势。在萧山基层，特别是涉及拆迁赔偿、环境整治等问题时，社会冲突往往会比较集中甚至剧烈。因此，亟需文化的导入和融入，一方面提升伦理道德观，减缓直接冲突，缓和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引导群众以更加理性的思维作出更加科学的判断和选择。通过文化的“润物细无声”，推动冲突以恰当、平和、有效的方式解决，形成基层社会矛盾“缓释”的有效渠道。

一是党建文化引领，扛起破难题的担当。在走访村社中，我们发现，重大矛盾冲突的缓解、解决，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党组织、过得硬的领头人和做表率的党员。例如，被区委主要领导点名表扬的浦阳镇灵山村班子，在“一户多宅”、危旧辅房整治等工作中，立下军令状，冲在第一线，党员干部率先破题解难，终于实现全镇首个、全区首批“无违建村”目标；近几年又在着力构建“五心领治”党建引领体系，以党风促民风，助推乡村振兴。用村书记的话说，“灵山村由过去的“散乱”后进村变成如今的“五美”示范村，靠的就是干部用铁肩担当，发挥了党建的红色“引擎”作用。再如，宁围街道丰北村完成整村拆迁、安置落户后，在农民变市民的过程中，遇到了组级管理不适应楼栋管理、环境卫生差、设备老旧、停车无序、物业费收缴难、花坛种菜、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有矛盾、住户和商户有矛盾等种种问题。后来经村委会研究，构建了村党组织+小区物业+物业督促小组+楼道党小组的四级组织架构，推动实施了一系列整治措施，收到良好的效果。

二是弘扬和、善、孝文化，解决社会伦理道德失衡。诚如前文所述，随着社会的转型、传统家庭格局的打破和老龄化的加剧，“尊老爱幼”的失衡现象日益明显，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伦理道德面临挑战。因此，必须探索一条敬老爱老养老的新路子。一方面，打造善治品牌，通过重阳节等节庆慰问、为老人免费理发、集体过生日、健康义诊等方式，强化尊敬老人、关爱老人的意识；另一方面，继续推进“老年食堂”建设，作为居家养老的新方法，同时也为基层治理增添温暖。例如，进化镇目前已开办农村老年食堂7个，固定就餐老人达200余名。在运行模式上，设置堂食、自提、配送等3种模式，免费或收取少量费用。在全民参与上，形成了社会组织牵头、广泛筹集善款、招募志愿者等三种方式。在治理品牌上，与主题教育相结合，发动党员参与；与推广“五和众联”模式相结合，对服务老年食堂予以加分；与打造善治品牌相结合，形成了“华锋五德”、“五义欢潭”、“孝义裘家”等多个特色鲜明的本土乡村治理品牌。

三是将乡土文化融入民间调解，促进基层和谐。最典型的，当属所前镇打造的“杨梅树下娘家人”调解品牌。杨梅树作为该镇的特色经济作物，被赋予了“平安、小康”的文化内涵，以“杨梅树”命名调解品牌，可以增进群众的归属感和信任度。该镇创新思路，组建由村（社）妇联主席、治保主任牵头，重点吸纳民间老娘舅、老干部、乡贤力量的调解队伍，同时引入第三方律师、心理咨询师等专业团队，努力把家庭、邻里纠纷矛盾化解在初始，构建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社的社会基层治理新模式，这也是新形势下深化“枫桥经验”、依靠人民群众把矛盾化解在基层的有益尝试。其中，首家以个人名字命名的“美九调解工作室”在山里王村试点，不仅成功调解了多起家庭矛盾、土地纠纷，还协调解决水电、污水管维修等问题，并配合村委做好美丽乡村全域整治有关工作。

（三）用文化推动社会转型发展

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迁，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的进程，把基层治理也推上了社会转型发展的快车道。通过拆迁安置、美丽乡村改造提升等，物理空间的转型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呈现出理想的效果，不过，精神空间的转型，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只有以文化做引领和支撑，铸魂与塑形并重，基层的社会转型才能拥有持久的动力。

一是以现代商业文化助力村务治理。其中，“微信治村”是比较常见和流行的方式，通过建立微信群、专属微信号等，及时发布村级三务、村庄动态、便民服务信息，收集民情民意，实现基层服务“码上办”、群众诉求“线上提”、村级三务“全民管”、干部好坏“百姓评”；打造“无现金村”，利用转账支付、扫码收款等模式，确保村级资金封闭运作、全程留痕。另一种更时髦的方式，则是用区块链探索基层共治共享的新路。基于乡村自治中遇到的诚信体系薄弱、治理主体模糊、治理体系不完善、村民参与意识弱等难题，戴村镇与浙江大学计算机创新技术研究院合作，研发了“映山红乡村治理数字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科学评价每一位村民的付出和贡献，记录每一次参与行为，并依靠这些公开透明的数据进行科学计分。积分排名高的，可在售卖农产品、村里项目用工、租赁民居、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获得优先。与传统的积分激励相比，区块链技术的助力使得统计更准确和科学。下一步，“映山红计划”开始考虑如何将公共资源结合治理导向来分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可以保障分配过程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二是以新老文化交融助力环境打造。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邀请专业团队进行规划设计改造，通过挖掘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文明，将土味和洋味、高大上和接地气有机融合，楼塔、河上、进化、戴村、浦阳等南部乡镇的一个个大作品，就是很好的范例。例如，河上镇众联村美丽家园开展之初，基层干部和设计单位一起，多次探勘走访，深入群众采集村庄历史，最终定下了以众联村80年代辉煌的电视村、缝纫机村为脉络的建设基调；同时，结合“五和众联”乡村治理模式，开展围墙革命，将村民之间原本被高墙隔开的疏远关系，恢复到过去守望相助、鸡犬相闻的温情。在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众联村没有一项新建房屋建筑项目，而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将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资源利用达到极致，保留了历史建筑，也让建筑中所寄托的文化得以传承和重生。

三是以文化创意助力产业提升。文化创意产业根植于文化，是将精神层面的文化底蕴具象化、产品化乃至产业化的一种精神性的创造活动，可以映射出一地的文化情怀，彰显一地的品牌魅力。文创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催生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品牌以及文创产品，有助于基层治理中对产业的顶层设计和提升改造。例如，楼塔镇以美术相关产业为特色，引进了白墙、万松岭等美术培训学校，并且和中国美院合作，打造美创空间，为毕业生创业提供扶持。河上镇复原老街明清闹市风貌，合理规划，整合业态，招引众创空间、美学营造社、雪山春精舍、砚池等文创工作室入驻；同时，依托自然风光、民俗风情、乡土文化等资源优势，盘活老校舍、老厂房等存量资源，引入了美术馆、应物山房、龙漫文化、素庐、龙窑遗址等文创产业，为文旅融合带来了产业活水。当然，通过“文创+”，使传统产业提升价值、产生动能，从而符合新的消费需求，重新进入内需市场，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真正生命力，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  编辑：熊依琳